今年以来持续升温让人目不暇接的“抢人大战”，让十多年前一部贺岁电影充满戏谑的台词成了最真实的写照。“21世纪什么最宝贵?人才!”。
我们从2016年开始关注人才政策的发展，通过对微信、微博、论坛、新闻等互联网平台全网搜索，发现两年多来在互联网的各类平台上，关注人才政策的数据接近600万条，互动量过亿，呈现出持续升高的态势。
2016年1月，“创新创业”、“人才政策”类话题一个月的记录频次约为8.5万条左右，到了2017年底，一个月的记录频次就达到了34.3万条，增长了4倍多。
2018年伊始，全国各大城市对人才的争夺更是烽烟四起，据中国经济网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40多个城市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密集出台了人才扶持政策，不仅国家批复的9座中心城市全部参与， 长沙、杭州等部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地级市也纷纷加入其中，“零门槛”落户、创业补贴、住房补贴等重磅政策层出不穷。武汉专门成立招才局，要留住百万大学生;广州市黄埔区推出“黄金十条”和“美玉十条”，对于引进的杰出人才、团队最高可获得2亿元资助，号称全国扶持力度最大;继西安首推在校大学生仅凭学生证和身份证就可在线落户后，天津更是推出在津无工作、无住房、无社保，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全日制高校本科毕业生也可直接落户(虽然事后打了很多补丁)，把这一轮“抢人大战”推向了高潮。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了如此火热的人才争夺?我们该如何看待近乎白热化的城市间“抢人大战”?人才政策的取向到底应该是什么?人才工作的根本着力点应该放在哪里?怎样才能真正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人才热”的背后也许需要一些冷静的思考。
“人才争夺”还是“人口争夺”?
仔细观察这一轮“抢人大战”，呈现出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城市竞争已经从人才竞争发展为人口竞争，各地争相招揽吸引的对象已经从高端人才扩展到年轻劳动人口。在2018年初的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还对全国各地为吸引高端人才和项目团队，在政策优惠上不断加码恶性竞争的现象提出批评，认为这种政策优惠的比拼是一种同质化竞争，呈现出零和博弈的态势，难以持续。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批评声刚落，更多城市加入竞争，掀起了“抢人大战”，不少省会城市直接推出了“零门槛”落户政策，把引才重点转向高校毕业生，有的城市甚至将落户门槛降到了中专学历。城市之间争抢的已经不只是高层次、高学历人才了，更多是抢人口，抢年轻人口。
人口的流入流出是反映一个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只有良好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空间，才能吸引人口不断流入，流入的人口不断创造财富和价值，贡献税收，城市才能有充足的实力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人才，形成持续的良性发展。与之相反，城市人口的不断流出，将不断削弱城市发展的能力，导致城市的逐渐衰败，美国的“铁锈”地带，底特律的破产都是生动的例证。
这一轮的“抢人大战”外在表现是“抢人”，希望提高流入人口量，反映出的正是各地政府对人口净流出的焦虑。如果没有足够的新增人口的补充，城市的发展将受到根本性的影响。这也许是城市“抢人”大战最深层的原因。
二是城市之间人才争夺已出现明显的分化，人口流动格局正在悄悄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一直是农村流向城市，内陆流向东南沿海。而这一轮“抢人大战”反映出这种人才流动格局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上广深等超大中心城市仍然是人口的主要流入地，但已不满足于对国内人才的吸引，而是把视野扩展到了世界范围，人才吸引格局正从面向全国扩大为面向全世界。
上海专门推出了人才高峰行动，在重点突破的战略领域，面向国内国际顶尖人才采取一人一策，量身定制的方式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出于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北京、上海开始有节制地控制疏解人口，提高入户门槛，一些能在内地得到更好发展的人员开始向内陆省会等二线城市回流，人才流动的格局正在从单边全国性流入向多维度疏解优化转变。
而内陆省会城市以及一些作为地区中心的地级市，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经济正在快速崛起，以前只是被动吸纳省域范围内的人口，现在则充分感受到人口净流出的压力，在全国范围内争抢年轻人口。一方面接纳东部沿海地区本省人员的回流，一方面主动向外省人员抛出橄榄枝，其人才吸引格局开始从面向全省扩大为面向全省、全国。
三是城市政府成为“抢人大战”的主角。这轮“抢人大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冲在最前面的都是各地政府，而作为经济发展主体的企业以及使用人才的各种用人单位却几乎看不到身影。什么是人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市场和用人主体才最有发言权，市场主体的缺位不得不说是这轮“抢人大战”的一个遗憾。
由政府来认定什么是人才，在城市政府间展开人才争夺，其结果就是对人才的认知趋同，推出的政策趋同，采取的措施手段趋同，形成明显的同质化竞争。各地的政策无一例外都是以学历、层次，乃至拥有各种称号作为人才的衡量指标，推出的政策措施几乎都是户口、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以及各种就业、创业补贴，对于高层次人才和项目团队，则是你出1000万，我就出2000万，更多呈现的是一种零和博弈的态势。
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与“抢人大战”同步的是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今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到创纪录的820万人，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已连续多年徘徊在70%左右，化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各级人社部门的重要任务。在这轮“抢人大战”中，许多城市对高校毕业生敞开怀抱可直接落户，但用人主体的缺席不禁让人人心生疑惑，人来了之后会怎样?有足够的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吗?有足够的事业发展空间和平台吗?如果只管入户，不问其他，这些人会不会来，来了之后能否留住，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抢人大战”说明了什么?
2018年以来的“抢人大战”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突然爆发出来的一出热剧，让人惊诧莫名。但仔细观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竞争、产业竞争、人才竞争，自有它自身发展的逻辑，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只要这个逻辑没变，“抢人”就不会是昙花一现的热闹，而必然是今后长期持续的一个现象，它有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人才竞争的特质不会变。
首先，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正在消退，以前看似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正在减少，开始变得稀缺。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7修订版)》预计中国将于2025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最直接的现实就是我国流动人口正在减少， 2017年全国的公路、铁路、水运等客流量总和出现首次下降，2018年春运客流量也出现了下降。这让很多城市感受到了人口流出，新增劳动人口补充不足的压力。
其次，我国经济正在由依赖要素驱动特别是投资拉动转向更多依靠技术和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创新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城市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决定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主要是生产要素、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制度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中资本和技术创新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由于生产要素中自然资源、劳动人口的相对固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非常突出，大量的投资可以快速拉动经济的增长，但资本终究会面临投资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只有创新和技术变迁才能打破资本回报不断下降的规律。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成本升高，产能过剩，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迫使我们要更多依靠技术创新来驱动经济发展。而技术和创新的载体就是“人才”，各地要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抢人”就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从这一轮“抢人大战”可以看出，抢的最凶的城市几乎都是严重依赖投资驱动的城市，天津、西安、武汉等地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均达到60%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0%，适应发展动能的转换，他们更迫切地需要从投资拉动转向内生创新增长，也更迫切地渴望“人才”。
过去，我们重视招商引资，因为资金贵，资本稀缺，只有依靠投资才能快速拉动经济增长。但随着投资边际收益递减，全球量化宽松、货币超发、负利率，钱多了，资本便宜了。现在，人们更多的是拿着钱找“好项目”，而好项目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是创新人才和企业家精神。好项目变得稀缺，吸引人才就比引入资本更重要，“招才引智”的地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超越了“招商引资”。
第三，创新需要足够的密度和浓度，需要创新人才的大量集聚。创新不是时时处处自然发生的产物，它一定是同类型的人依托一定的产业群落集聚在一起，达到一定的浓度和密度，形成一个创新群，在这个群体里高频率地相互激发、相互鼓舞呼应，形成正向激励和反馈，才能不断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只有创新的元素集聚起来，达到起码的浓度，才能够顺利地把新想法打磨出来变成行动，变成产品。美国的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硅谷，大量的创新火种产生于遍布街边的咖啡馆。深圳和北京中关村也正是形成了这样的氛围，成为了创新的福地。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都需要集聚，人口向大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尤其是当中国经济转向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过程中，“抢人大战”是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中国人口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区集聚的进程，促进中国经济效率提升、推进服务业发展。
我们一直担心人口过多，城市承载力的不足，北京、上海开始疏解人口。但从国际经验看，日本的东京地区人口已接近4 000万，在日本人口下降的情况下东京的人口数量还在增长，美国的纽约波士顿地区和旧金山湾区也是人口密度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我国的国土规模和人口规模，我国的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进一步集聚发展，围绕中心城市的都市圈进一步集聚发展都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只要这种集聚的进程还在继续，围绕人口的争夺，尤其是人才的争夺就不会停步。
该怎样做好人才工作?
纷纷扰扰的“抢人大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争议。一方面，政府主动吸引人才，体现了对人才价值的尊重，一系列人才政策的推出，尤其是放宽入户条件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才流动的壁垒，有助于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有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其正面意义是高于负面影响的。但另一方面，这种靠砸钱、夺眼球、拼优惠的“抢人”方式，也恰恰折射出当前我们人才工作中存在不少误区。
目前我们看待人才工作，基本上都还是停留在如何引进、留住和使用的维度，停留在功用性和器物性的层面上。也许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从人才本身的维度去思考问题，是什么阻碍了人才作用的发挥，怎样破除束缚在人才身上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人才松绑，还人才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才是做好人才工作的根本。做好人才工作是一个异常宏大的命题，从厘清这些误区入手，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对于我们进一步改进人才工作，纠正工作中的偏差，也许有着更为积极的意义。
机制比优惠更重要，平台比政策更关键
很多地方在研究制定人才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政策力度大不大，优惠够不够，政策拿出来后人才会不会被吸引过来。还有不少地方提出，引进一个核心人才，就能够引入一个核心团队，就能创造一个新的产业。因此，在引进人才方面不惜代价，争相比拼政策优惠，同质化竞争，零和博弈的态势明显。
在引进人才方面，政策优惠肯定是重要因素，但是不是决定性的核心因素，值得研究。人才最关注什么?导致人才最终引入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我们尝试通过对互联网平台进行全网搜索和分析，发现各类人才政策中人们的关注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资金及产业配套(34.17%)、营商环境(32.89%)、住房政策(14.5%)、子女入学(11.39%)、户口政策(7.05%)。资金产业配套与营商环境两项占比达到了67%，而这两个指标指向的实际上是事业发展的平台和空间，这才是人才最关注的焦点。
同时，我们利用互联网平台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武汉等七个城市的人才政策讨论热点进行分析，各大城市网民讨论声量最大的关键词几乎都是“创新”、“人才”、“产业”等等，而深圳声量最大的关键词却是“深圳”。创新已经成为深圳的城市形象和名片，谈到深圳，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创新，就是人才。
到深圳调研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无论是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抑或是企业高管，谈到深圳发展的成就，都极力强调的是顺应了全球产业发展的趋势，形成了良好的创新创业机制和氛围，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链和产业链。而对于人才政策的激励作用，他们强调的不多，反而坚称深圳并没有出台力度很大的人才吸引政策，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是“孔雀计划”，针对深圳稀缺的高层次产业项目和团队;一个是住房安居计划，解决房价过高影响人才流入的问题。而这些政策都是深圳已经发展起来后，针对发展中的问题推出的相应措施。
事业在哪里，人才就在哪里。有了施展的平台和发展的空间，没有优惠也会去，而没有施展的平台和空间，再多的优惠恐怕也很难吸引人才，即使一时引进成功，恐怕也很难留住长期发展。我们对人才政策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但仅仅依靠人才政策可能承载不了这么多功能。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关键还是它的发展平台和营商环境，是否具备完善的产业生态、社会生态，是否有良好的创新创业的机制和氛围，让人才能够在这里自由成长、发展。
前几年，困扰于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逃离北上广”成为一些年轻人无奈的呼喊，但有迹象表明，很多“逃离者”现在又开始向大城市回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地中小城市复杂的关系网络、僵化的体制、机会的不均等、规则的不透明等等，让他们选择重新回到社会生态相对较好、机会更公平的大城市来打拼。
至于人们常说的引进一个核心人才，就能带来一个团队，就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对于新兴产业，情况确实如此，也不乏成功的案例。但城市在吸引人才的同时，人才也在考量城市的环境，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当地的社会生态，是否具备良好的公共服务，规范的营商环境，以及可以预期的未来发展空间。而对于成熟产业，已经具备的发展平台和产业生态，才是吸引人才的关键，人们首先会选择到产业配套最完善的地区去发展，因为在这里发展的效率最高，水大鱼大。
城市的多样性需要多样性的人才
当前城市发展中，常见的一个观点是，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淘汰腾退低端产业，大力引进高素质人才，通过产业调整，业态提升，置换减少城市的低端劳动人口，改善城市面貌。实际情况会如何呢?问题可能不那么简单。
十九世纪德国曾掀起一股“科学林业”的风潮，对杂乱的森林进行精细的改造，清除杂树和灌木，以精确计量的方式种植整齐划一的云杉，施以规范科学的管理，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森林的经济产出。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云杉培植之后就出现了惊人的退化，最后的结果是“森林的死亡”。根本的原因是森林多样性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了，杂树、灌木等看似无用的植物与各种鸟类、昆虫以及微生物，构成了森林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正是森林的生命力所在。
城市同样也是一个多样性的存在。多种业态共存、互补、共生、共荣，恰恰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活力。产业升级并不会排斥低端劳动力，相反，高技能人才与低技能劳动者是互补的。一个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需求以及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越多。因为城市越发达，其劳动生产率就越高，高收入者就越多，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就越强，像餐饮、家政等消费型服务业实质上是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更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分工。
美国硅谷的所有职业中人数最多的并不是高级人才，而是那些从事中低端业态的劳动者。硅谷的职业，按照所需技术等级划分为三级，一级职业包括经理人员、工程师等高技术职业以及律师、会计师等专业职位。二级职业包括销售、制造、运营、生产以及行政职位等，三级职业包括保安、餐饮、建筑和场地清洁以及个人护理等职位。2001年至2017年期间，三类职业中，一级职业比例基本维持在24%左右，保持稳定;二级职业比例逐渐下降，从47.4%下降到42.8%;三级职业人数不断上升，从28.5%上升到32.4%。
另外，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与我们当前的城市人口政策可能也有一定的关联。这一轮“抢人大战”，最引人瞩目的政策就是降低入户门槛，给予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获得本地户籍的优先权。人们总是希望引入更多的高技能人才，同时限制低技能劳动者的数量。按这种逻辑推演，就是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高技能劳动者供给过多，大学生在大城市的就业竞争加剧，就业难以及大量低层次就业的情况出现，如大学生去做银行柜员的工作;而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限制，又会导致消费型服务业的劳动供给减少，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传导下去就是一个城市的消费型服务业人工成本上升，服务价格上涨，城市的竞争力弱化。
人才是多种多样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与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军人物都是人才。一味地追求高学历、高技能并不能实现最优的人才配置，相反可能带来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大量采用补贴、户口等非市场力量的方式来配置人才资源，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要素市场和价格，影响人才资源的最优配置，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
既要引进人才，更要留住人才用好人才
通观近年来持续升温的人才热，各地出台的人才政策几乎都是聚焦增量，把重点放在引进人才上，而对于存量人才的培养、使用，如何处理好引进人才与现有人才的关系，则很少涉及。
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对“千人计划”的态度就存在矛盾的心理，部分学者对于海外引进人才项目的高薪待遇就颇有微词，认为给予海归过高的待遇是不公平的，会伤害到国内毕业的博士生和研究人员，希望能得到平等和无差别的对待。从效率来看，培养人才投入最大，成本最高，引进人才成本居中，而留住人才成本最低。妥善处理好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的关系，均衡合理地使用好各种人才资源，是当前人才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首先，引进人才仍是重中之重，面向国际创新前沿引进人才是我们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最便捷有效的手段。当前，全球创新的主力基本上是不为母国工作的技术移民，硅谷100多万高端技术人才，有三分之二都是来自移民。王沪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人才开放，充分开发利用国际国内人才资源，做好三个层次的人才引进，一是留学生中的优秀人才，二是华侨中的人才，三是外国人中的人才。近年来我国留学人员归国的人数持续上升，2017年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的留学人员比例已经达到了82%，但高端科技人才外流的局面仍然没有扭转，在美国拿到最高学位的中青年博士中，近五分之一已经放弃了中国国籍。
据美国“全国科学理事会”统计，美国目前大约35%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是在国外出生的人，而这些外国出生者就有22%来自中国大陆，4%来自中国台湾。全世界2亿多国际移民中，大多数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只有5%是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因此，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吸引更多高层次留学人员归国服务，从根本上扭转高端人才流失的局面，同时引进更多来自发达国家的高层次技术移民，是人才引进工作的重点，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其次，引才的目的在于引智。各地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纷纷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只要企业能为本地经济做贡献，不要求在实体上、所有制上拥有这个企业。用在人才引进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提出“不求所在、但求所用”呢?只要引进的人才能够为我所用，能够奉献出他的技能、知识、智慧，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人才是不是落户，定居在这座城市可能并不重要。通过搭建平台，建立合作机制，以远程虚拟的方式、柔性引进的方式，可以使我们在人才使用上拥有更多的灵活度和更庞大的人才资源。关键是要有良好的机制和平台，让人才能发挥作用。
第三，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可以有机结合。我们现在引进人才的方式很多都是“即插即用式”的，缺什么样的人才，就立马引进，补上缺口，给予高薪待遇的同时强化绩效考核，确保人才发挥作用。其实对引进人才也许还有更好的使用方式，比如让引进的核心人才当老师做培训，培养一个团队出来，作为一颗种子生根发芽，成长壮大。
我国最大的平板显示企业京东方在刚开始涉足平板显示领域时，完全是一无技术、二无人才，在整体收购了韩国现代的一条五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后，他们并没有急于把生产线搬到北京来，而是把自己的员工派到韩国去，由韩国的员工对中国员工手把手地进行培训，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骨干技术人才队伍。到今天，京东方已经成为全球液晶平板显示产业最有力的竞争者。
最后，善待、留住已有人才是性价比最高的举措，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政策都是向增量的引进人才倾斜，而这种倾斜还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矛盾，造成内耗。关键是不要以身份划线，因为是海归，是引进人才就拥有更高的待遇，而应以实际的贡献和业绩对各类人才予以公正的评价和激励。马云最初的创业始于上海，上海的官员至今还在懊悔当初为什么没能让马云留下来，期间的过程错综复杂。但至少给我们的人才工作提供一些启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不要把潜在的马云、马化腾排除在我们的政策之外，我们的政策也不要都是事后奖励的锦上添花，能不能多一点雪中送炭，对创新创业急难时期的人才给予及时的扶助。增强人才的根植性，同样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对待。
为人才松绑才是做好人才工作的根本
“抢人大战”的硝烟已经逐渐散去，烽烟散尽说沧桑，我们看到的是，人才工作似乎不差钱，不差政策，而是差平台，差氛围，差理念。归根结底差的是能够激发人才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
中组部曾经对海归人员和“千人计划”成员做过的一次调查很有代表性。对海归人员的调查发现，他们最关注的是希望有一个全面改善的人才环境，而不是特殊优待;阻碍海外人才回归的最大因素是研究环境不好，人际关系太复杂，包含了官僚干预、隐性的关系网以及传统文化对海归的种种限制等等。千人计划成员的调查则显示有近一半的人抱怨研究风气不好，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学术之外的“公关活动上”， 科研项目审批不透明，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现象。
为人才松绑，向用人主体放权，破除束缚人的管理体制机制障碍，才是做好人才工作的根本。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始于向市场主体的放权，放松管制，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首先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在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技术没有大的改变的情况下，农民自主生产的活力得到了极大的激发，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其次，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废除计划体制，私营企业合法化，使资源从低效的农业流向高效的工商业，流向高效的民营部门，有力地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以更优的资源配置和有效的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力，提高了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的效率。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放松对人才的管制，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能够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激发全社会创新的活力。
总体来看，主要是解决三个方面的核心问题：一是打破人才流动的壁垒，主要涉及户籍制度、人才的编制身份、劳动人事关系管理等等，让人才能够跨地区、跨行业、跨体制自由流动，有效配置;二是破除人才管理的束缚，主要是纠正人才管理中的行政化倾向，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人才管理服务体系，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改进人才的培养、聘用、评价机制;三是放宽人才科研的限制，重点是改进符合人才创新规律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赋予人才和研究机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自主权，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活力。
2018年初，上海推出的“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5让人耳目一新，提出实施高峰人才全权负责制，赋予高峰人才用人权、用财权、用物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内部机构设置权。全权负责制的提出，指向了当前人才工作和科研管理体制的根本病灶。人财物都不由组织创新第一线的人才来决定，甚至技术路线的决定权也不归创新一线的人才所有，那么谁有这么强的能力来决定这些呢，有了这么强的能力还要引进人才做什么?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振聋发聩：“要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把人的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等体制中解放出来。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要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
从2015年至今，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等等，这一系列制度安排正在完善我国人才工作的顶层设计，正在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放开了手脚，通过“双创”，激发出大学生和下岗工人等更多群体创业创新的热情。现在我们要更彻底地放权，进一步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为人才松绑，全面改进人才工作，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成为现实：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